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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社区另类解决方案:民工子女集装箱教



这个由美国人何乐发起的爱心会,目前已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6处集装箱中心,来自全球的志愿者通过网络招募来到这里,教这些打工子女英语或计算机。志愿者和学校随着这些打工人员的搬迁而搬迁。


“民工子弟爱心会”是一座由十几只集装箱改建而成的社区,在诸如北京这样特大城市的边缘,在外来民工聚居的区域,集装箱社区为那些在路边玩垃圾、横穿马路,或是在路边写作业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活动中心,让孩子们在三点半放学后,七八点父母回家前,有人照看他们、辅导功课,教授一些知识。这个由美国人何乐发起的爱心会,目前已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6处集装箱中心,来自全球的志愿者通过网络招募来到这里,教这些打工子女英语或计算机。何乐认为,他们的办法是对传统教育的补充,是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一种另类支持,“我们选择和我们的服务人群在一起,他们搬迁,我们也搬迁。”


热气腾腾的包子、油烟滚滚的米粉摊、席地摆出的菜场,各式各样贩卖物品的小车被推了出来,看起来,一个晚市就要开始了。这里是城市边缘的一片人口聚集区,热络、吵闹,显得乱糟糟的。晚上6点钟,开往市区的最后一班公交车快结束了,城里人急急忙忙地赶回城。一群孩子奔过来,很快隐没在一个个忙碌的摊头里,或是更远处那些灰黑色的低矮建筑群里,他们的家。


在一个特大如北京的城市边缘,有很多这样的人口聚居区,这里是北京朝阳区黑桥镇,距离798艺术中心2公里,“民工子弟爱心会”(CMC)的黑桥社区中心就设在这里。


它位于黑桥村的中心位置,由十几个集装箱改建而成的,表面被刷成了五颜六色,用颜色区分不同的功能区域。CMC创始人何乐这样解释:“一旦城市规划需要拆迁的话,我们只需要跟随拆迁户把集装箱运走就可以了。”


何乐(Jonathan Hursh)是个美国人,也是个中国通,他2003年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之后一直定居在北京。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也很了解在社会中做成一件事所需要的坚持与变通。关于何乐,每个CMC员工都会给你讲述那个神奇的故事:2006年,何乐在北京读书时,偶然路过一个叫做大望京的地方,看到繁忙的马路旁边农民工孩子们在玩垃圾、穿越马路,有的在路边写作业。他觉得这些孩子需要得到帮助,让孩子们下午3点半放学后,七八点父母回家前,有人照看他们,帮助他们辅导功课,还能教授一些知识。


于是,在2006年初,CMC成立了。最初的项目正是“课后辅导项目”,为了让这些写作业的孩子有地方待,有暖气吹,CMC决定建立社区中心,以这种方式来开展各种活动。目前它们已在北京和上海建有6个CMC社区中心,尼泊尔和孟加拉的社区中心在建设中,CMC在伦敦、美国、中国香港都设立了代表处,负责筹款事宜。


最初的那一个社区中心就设立在大望京,但在2009年因为城市建设遭到强制拆除,尽管房子是租的,但投入的改造装修资金等都化为了泡影。


于是,在筹建黑桥中心时,何乐便提出了用集装箱来代替传统的房子,这样即使“我们的服务群体搬迁了,我们也能跟着搬迁”。


后来,北京突然宣布关停24所民工子弟学校,一个曾经被CMC用作活动场地的学校“红星小学”也被推土机推倒。对于这样的新闻,何乐一点也不惊讶,他说,政府是真心想解决北京民工子弟受教育问题的,只是做得不完美。“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他们(农民工)还在北京呢?那是因为我们希想让他们留下来,我们需要他们留下来;如果农民工都走了,北京就会陷入停顿。”他对《华尔街日报》说。


在CMC的官方微博上,对于这次学校关闭潮,并没有过多情绪化的议论,他们转了一个Mark Bezos(美国一位著名志愿消防员)的TED演讲,并引用了他的话:“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去救人于水火之中,但是每天都有人需要帮助。如果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有能力去给予,不要等待,现在就去给。”


集装箱堆砌的梦


记者在7月的一个下午来到CMC的黑桥社区中心,刚好赶上他们暑期项目的第一天。一群孩子在篮球教练的带领下顶着烈日打篮球。20多个标准集装箱集中摆放在2700平方米的场地中央,包含四间教室、一间计算机房、一个图书馆以及一个大型的户外运动场。


CMC澳大利亚籍华人经理Yin Chia告诉我,集装箱的点子是何乐很久以前就想到的,具体的设计方是国际公益建筑设计机构Architecture for Humanity,摩根大通、英联及德意志银行共同提供资金援助。


在偌大的厂房里,工人将每个集装箱的六个面肢解开,在铁皮壁上搭好木头架子,塞入保温材料,布好线路,留好插孔。在边缘做好密封条后,再蒙上一层内壁,该铺地板的铺好地板,该装门窗的装门窗,最后刷上一层彩色的油漆,送到北京黑桥。


当我们走进其中一间教室时,发现和图纸还是颇有出入的:教室里只有几盏日光灯,墙壁是光秃秃的,小孩子们坐在简陋的桌椅旁边吵吵闹闹下棋,空调很足,不怎么冷。图纸上的射灯、壁挂式储物柜、挂书包的钩子、另一面墙上造型奇特的展示台、富有设计感的彩色桌椅,这些都没能实现。


“我们装修的标准还是以简单实用为主,其实还是挺简陋的,”黑桥社区中心经理陈述在办公室对记者说:“这个天花板,有时候下雨还会漏水,空调在夏天也不太起作用。”办公室就在孩子们的教室旁边,朝西的一面装了一块透明的大玻璃,太阳能够直射进来。


集装箱搬来组装的那一天,周围的好多民工和孩子们都来帮忙。今天6月1日,孩子们在集装箱里过了第一个儿童节。


“社区中心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你要和你的受益人在一起,持续是最根本。”申雅静对记者说。她是最早加入CMC的一位成员,现在负责这个模式推广,正在编写正式的中心运营手册。


她说,建一个社区中心,并不是随便就能建,在选址上就有诸多要求。首先要确定有服务人群,不按户计算,CMC规定如果一个城郊农民工聚居区周围有3-4所学校,每所学校的人数在400-700人之间,我们就会考虑建一个社区中心。对于场地的要求是一定要大,必须配备运动场所,且交通要相对比较方便,譬如在中心周围必须要有一个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的公交车站。


“建成的每个中心租用的房屋都不一样,有的是由废弃的厂房改造的loft,有的是当地居民提供的房屋,有的干脆就设立在空旷的菜市场里。租下房屋后,我们会对房屋进行必要的改造,如供暖设施,照明设施,窗户地板,购置孩子们的文具、体育用品等。”申雅静说。


“硬件都是次要的,和孩子们相处才是最重要的。”申雅静说。


CMC开设了许多服务项目,和学校的学期同步,比如“课后辅导项目、超级星期六项目、欢畅周末项目、营会项目”等,给课后辅导、棒球冬令营、英语夏令营等,还有不少是针对家长的教育心理学课程。


孩子们的活动室


我们站在一间绿色集装箱门口聊天,打完篮球的孩子们突然蜂拥进入,抢占了有利地盘嚷嚷着要下棋。这一间是存放体育用品的,兼做棋牌室。男孩子们下起象棋、五子棋,棋子撂得啪啪响。一个叫蒋宏勋的小孩很厉害,一遍一遍杀得对面的小胖子额头冒汗,最后不服气把棋子一扔,不下了。他告诉我,下象棋是爸爸教的,爸爸没事就喜欢蹲在路边摆个阵,爸爸特别厉害。他的家就住在黑桥村,但他最近已经很久没见到爸爸了,每次都是他睡了爸爸才回来,第二天早晨又很早走了。


孩子们大多都是小学生,最小的也快上一年级了,最大的五年级。7月正值暑假,许多家长觉得把孩子送来,哪怕就吹吹空调也是好的,何况还有老师教,最重要的是,这里不收钱。


另一间红色的教室里,正在放映电影《飞屋环游记》,正好放映一段老人和妻子相识相知相恋的画面。下面的孩子看得有些不耐烦了,一个劲地敲着桌子说,老师,好没意思啊,我们看别的吧。“他们更喜欢人猿泰山啊或是打仗的这些情节跌宕起伏的片子,”当老师的志愿者告诉我,“他们会用好玩来评价所有的东西。”


蓝色的教室里安静多了。一个韩国姑娘志愿者在示范怎么做手工。那是一些纸圆圈串起来的小纸链,上面画满了画,一个穿白裙子的安静的小姑娘在四个纸圆圈上画了四个人,有男有女,张开手臂,另一张纸圆圈上画了一栋彩色屋顶的房子,她告诉我:那是我老家,我们家有四口人。但是在北京,只有她和爸爸妈妈,她很想回去,那要坐10个小时的汽车。


“你觉得这些孩子和你平时接触到的有什么差别吗?”在来之前,记者问一天到晚和这些孩子们泡在一起的申雅静。她想了半天,觉得没有。“是真没有,要说差别吧,也许是他们更自由些。”


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内向的小姑娘,每天到了吃饭的时候,就一个人拿着碗蹲到旁边去吃,从来不上桌。她妈妈给她买任何东西,她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妈妈气极,来社区中心哭诉:“我给她买那么多东西,我对她那么好,她为什么还那么对我。”后来,妈妈参加了成人心理学培训项目,回去后命令全家人都蹲着陪女儿吃饭,并在儿童节给女儿买了一条她一直很想要的白裙子,十分漂亮,陪了她整整一天。在全家人都蹲着吃饭一个星期后,小姑娘愿意上桌吃饭了。现在的她整天穿着那条裙子。


申雅静说:“我也是做母亲的人,有些东西,可能那些孩子的父母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也许对于某个问题,我们因为学习而知道了其他更好的解决方式,仅此而已。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努力地进行社会融合。”


在当天活动结束后的总结会上,同样的问题记者也问了许多老师,放电影的志愿者说:“没觉得有什么差别,他们喜欢周杰伦的歌,还有蔡依林、小沈阳。有一次我放了一个女主角很漂亮的电影。我问他们,这个电影你们最喜欢谁啊,一个小男孩偷偷地说,我喜欢那个女的。结果下面所有孩子都起哄,哎呀,他喜欢那个女的。”


有一个最小的只有12岁的老师米莉(Milly)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他们声音比较大。”


来自全球的志愿者


米莉是不远万里从美国来的,她家住在加州湾区的华人聚集区。她的妈妈May在网上查到CMC暑期在北京开展项目,在招募志愿者,就带着女儿和儿子过来了。他丈夫刚好有机会来北京出差,于是,他们母子三人每天早晨从北京城区的五星级酒店出发,赶2个小时路到黑桥村教英语,晚上再赶回去。


CMC没有中文网站,除了豆瓣、人人网以及微博的固定站点,其他所有信息都是英文的,于是,许多国际志愿者循着网站信息找过来,May就是其中一个。


“后来我发现,CMC在美国的募款办公室就在我家旁边不远。”May说。


米莉是所有志愿者里面最小的,却是最管得住学生的。她在黑板上写下一首英国歌谣,有模有样地用手指着说:“跟我念!Mary has a little lamp, little lamp little lamp.(玛丽有只小羊羔,小羊羔,小羊羔)。”男孩女孩们统统读得铿锵有力,没有一个捣乱的。妈妈May是“助教”,坐在教室一边,忙着给她擦黑板,准备游戏的道具。米莉的小弟弟也坐在学生中间,每次一提问都第一个把手举得高高的,米莉叫别人回答,他也会热心地纠正,搞得读错的孩子每每脸上挂不住。每次做单词游戏,下面的孩子都会尖叫,米莉立刻堵住耳朵,闭上眼睛。


因为在二楼,空调显得动力不足,两个孩子的防晒霜化了,弄花了脖子和脸,在一群晒得黝黑的孩子们中间有点滑稽。


May说:“米莉从小就很热心社区的活动,给住院的孩子们做自己手工的玩具,去老人院里弹钢琴,唱歌,她都很喜欢。”


May和丈夫是去美国念大学然后留在那里的新移民。“中国缺乏社区文化,真的,你不会觉得你是社区的一分子,工作后就只有家和公司,遇到麻烦了才会去找居委会。但美国不一样。”May说。


她从北京市区一路走来黑桥觉得很惊讶,竟然北京会有这么差的地方,污水横流,水沟的垃圾也不清理。“现在不是在打造首都经济嘛?”她反问我。但是她又觉得既然有这块地方,再破再烂,让农民工觉得像自己的家,也不错。“这些社区中心可以让农民工体验生存以外更多的一些东西,起码是孩子们。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们一样可以学外语。米莉是在美国长大的,英文很标准,我觉得这样很好。”尽管他们只在北京停留一个月,很快就要回去。


许多国际志愿者都是这样的短期工。今年暑假,有几个韩国大学生也来这里做义工。最多的还是北京本地学生。在CMC的豆瓣和微博上,许多学生在讨论如何申请CMC志愿者,交换彼此心得。作为一家国际化运营的非营利组织,完整的培训流程和国际化的工作环境也在大学生们考虑之中。在这里做志愿者,要经过一系列的面试和培训,并且承诺做满一年,譬如一年的每个周一都固定去工作。


一个CMC志愿者在总结日志中写道:“我不再去惊醒那些做着甜蜜的梦的孩子,虽然知道他们被拒绝在国家公立学校之外,虽然知道他们是如此的无辜,但愿他们一直幸福地梦着吧。”


 


何乐在民工子弟学校被关停后接受CCTV采访时说:“你会感觉到,那些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是勇敢的,他们又很热情,满怀希望,但是只得到很少的支持。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另类的解决方式,是传统教育方式的补充,重要的是坚持。我们选择和我们的服务人群在一起,他们搬迁,我们也搬迁。”


何乐认为,流动人口社区核心问题是社会排斥。流动人口被排斥于正式的工作、优质的教育资源、良好的卫生条件以及稳定的居所之外。根本上来讲,他们被排斥于我们很多人可以享受得到的各种社会关怀之外。


“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一种融合的工作,我同时真诚地希望这些社区中心能够带领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走得更远。”